《闲话中国人》易中天著

天元弈林

第一章 饮食
一、民以食为天

有人说，中国文化是吃饭吃出来的，西方文化是做爱做出来的。

这当然不像话，也没有什么“科学根据”，却也不是全没影。什么是文化?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。要生存，要发展，这“饮食男女”四个字是不能不讲的。就连动物都知道不能不觅食，不能不求偶。反正不吃饭，就会一命呜呼（个体无法存活）；不做爱，就会断子绝孙（种族不能繁衍）。不能生存，何谈发展，又哪有什么文化？

所以中国有句老话，叫“民以食为天”，但我们却不曾听说过“民以色为天”。民以色为天，举国上下都是“淫夫荡妇”那还了得？

因此，“饮食男女”这四个字中国人似乎更看中“饮食”，西方人似乎更看中“男女”。西方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去打仗，中国人就不会。像古希腊人那样，为一个叫海伦的女人发动一场特洛伊战争的事，中国人是不会干的。中国人只会在打了败仗之后将责任推到女人身上，比如妲己或杨贵妃。中国人打仗也有枪女人的，但那是“搂操打兔子”，捎带的事，主要的事还是枪饭碗，打人家锅碗瓢盆的主意。

中国人既然以食为天，则“悠悠万事，唯此为大”，甚至“普天之下，莫非一吃”。难怪中国人把什么都看成吃，说成吃了。

比如生吞活剥、囫囵吞枣、小菜一叠、吃里爬外等等。

其实不但民间话语说“吃”，官方话语也说“吃”。比如孔子说《韶乐》之美，就说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；孟子说义利之辩，就说“鱼和熊掌不可得兼”；毛泽东说实践的重要，就说“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，就得变革梨子，亲口尝一尝”；焦裕禄说创新的可贵，就说“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”。

看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“食的文化”，也没什么大错。

中国人的这种观念，依我猜测，多半是饿出来的。

想来我们的先民对于饥饿一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。那时侯谋生多难啊！刚刚走出森林那会儿，赤手空拳的人真有些走投无路。坐享其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，与平原上的动物竞争又没有本钱。没法子，只好那自己开刀。一是改革饮食结构，由单纯的素食改为杂食，不挑嘴。二是改革饮食习惯，由一天到晚吃个不停改为定时定量一日三餐。三是改革饮食方式，由茹毛饮血改为火工加工。更重要的是，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，于是人类便由自然的生存状态进入了文化的生存状态。

这倒是中外一律的。那么，为什么咱们的祖先对于饥饿格外地记忆犹新呢？大约也就是人家放牧而咱们种田之故。游牧民族是不大容易挨饿的。因为好歹有奶可吃。实在饿急了，拖一头羊出来宰了就行。所以游牧民族比较乐观和潇洒。

咱们农业就麻烦多了，得等庄稼熟了以后才有饭吃。何况还有灾年，洪灾、旱灾、风灾，防不胜防。所以农业民族会有一种“忧患意识”，老担心哪一天会没有饭吃。

其实，在中国，吃饭不但是一件重要的事，也是一项基本权利。中国古代专制社会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，但无论什么人都有“吃饭权”。就算是死刑犯，临刑前也会有一顿饱饭可吃，甚至允许亲属和友人送酒肉到刑场，叫做“不杀饿死之人”。（许多英雄好汉便常常利用这个机会劫法场）。

吃饭这件事，处理得不好，就会出乱子，出问题。你看中国历史上所谓“大治之年”是什么状况?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国泰民安。反正，在中国，谁要是能让普天下的人都有口饭吃，谁就是替天行道、奉天承运的“真命天子”，就是既顺乎天意又得乎民心的好皇帝。

因此也可以说，中国的政治问题，首要的就是吃饭问题。任何一个政权，都只有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，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，由“得人心”而得天下。其他问题，倒在其次。

于是吃饭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。

政治即吃饭，这是不少政治家的看法。

事实上在中国，政治往往就是吃饭或请客吃饭。

政治既然是吃饭，则会不会吃、懂不懂吃、善不善于处理饮食问题，就关系到会不会做人，会不会做官，会不会打仗，甚至能不能得天下。

这也是有例的。比如赵国的老将廉颇，为了表示自己宝刀不老，雄风犹在，便曾经在赵王的使者面前，一口气吃了十斗米、十斤肉。因此辛弃疾才有“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”的诗句。可惜赵王的使者受了廉颇政敌的贿赂，回去后汇报说：廉老将军的饭量蛮好的，只是消化系统不太灵光。一顿饭的工夫，上了三次厕所。赵王一听，便犯了嘀咕。嘀咕的结果，则是廉颇白吃了那么多米饭和酒肉。

樊哙的运气就好多了，因为他是当着项羽的面吃喝的。鸿门宴上，项羽原本要杀刘邦，结果被范哙搅黄了。樊哙冲进宴会厅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而且吃的是生猪腿，简直就是帅呆酷毙，弄得项羽完全忘了自己要干什么，刘邦也就趁机溜之大吉。刘邦开溜前，问樊哙要不要去告辞。樊哙说“如今人方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何辞为？”壮哉樊哙，不愧为能吃善饮的汉子，这见地是何等了得！

二、“有奶便是娘”这一点都不神圣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如果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受人一食，则很可能要报之以生命。

韩信是一个挨过饿的人。韩信少时家贫，常常到南昌亭长家去混饭。亭长的老婆显然并不欢迎他，便一大清早便把饭提前做好，在床上就吃光了。韩信再来时，当然没有吃的，一怒之下，便跑到河边去钓鱼。漂母见他饥饿，便把自己的饭分给他吃，天天如此。所以后来韩信被封了楚王，衣锦还乡时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报答那位漂母。

正是出与同样的原因，韩信在楚汉之争的最后关头仍不肯背叛刘邦。因为他念念不忘刘邦“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”之恩。一饭之恩竟大如此。

三、其实，母子也好、兄弟也好、乡亲也好，都是“食与共食”的关系。母子是“吃与被吃”的关系兄弟、乡亲则是“共吃”的关系。其实，只要是同“吃一锅饭”的人，比如部队里的战友、单位上的同事，都或多或少有些兄弟情分。可以说，亲与疏、敌与友，竟全在共食与否。甚至真正的兄弟，如果长期不共食，关系也有可能变得疏远。之所以中国大年三十的那一次家宴便显得十分重要，是因为它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—对上一年已存在的血缘关系，是肯定和确认；对后一年将延续的血缘关系，则是预约和重申。不难想象，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，一家人团团围定一张圆桌，举筷共食，亲亲热热地吃上一顿好饭，那真是其情也切切，其乐也融融！

三．请客吃饭之谜

中国人，大约是世界上最爱请客吃饭的民族。那么，这里面还有什么文化上的原因吗？照一般人想，请客吃饭，当然是有好处或有求于人。没有好处，或有事没事的，天天请客吃饭，那是他疯了。中国的事是有些奇怪。一些事，在办公室、会议厅、谈判桌上讲不成谈不通的，餐桌上却一谈就通。再难办的事，只要到了酒桌上，就好说好商量。所以，有好多事情，就非得靠请客吃饭解决不可。

这办法不但小民要用，有时候皇帝也要用。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就用过。赵匡胤这个皇帝，当得有点来路不明，是他手下的将领，趁着七岁的娃娃皇帝周恭帝孤儿寡母地坐不稳江山，一夜工夫拥立起来的。具体做法，则是在他驻兵陈桥时，突然闯进驿馆，把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，七手八脚的披在他身上，然后倒身在地，山呼万岁。赵匡胤的皇位既然是这样来的，当然害怕别人故伎重演便请手下握有重兵的几位大将来吃饭。酒过三巡，赵匡胤端起酒杯，趁着酒色盖脸，对几员大将说：哥几个都是朕信得过的人，就怕你们手下的人，贪图富贵，也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。这几员大将一听，连忙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，纷纷请求交出兵权。这在历史上就叫“杯酒释兵权”。一顿饭一杯酒，就解除了权臣的兵权，巩固了自己的政权，这可真是太值了。

其实有很多政变也在餐桌上。比如春秋时吴国的公子光要刺杀王僚，办法则是请他来吃太湖叉烧鱼。叉烧鱼是当时一道名菜。王僚听说有叉烧鱼吃，欣然前往，却没想到一把短剑就藏在鱼的肚子里。结果自然是叉烧鱼没有吃到，自己反倒成了“叉烧鱼”。

请客吃饭有如此多的好处，——既能拉关系，又能搞阴谋，还能公开杀人或预谋杀人，当然成了中国人的最爱。

此外，中国人有一个特点——不喜欢分餐制。尽管许多人都承认分餐制科学、卫生、不浪费，但同时也认为那种进餐方式太冷漠，太没有人情味，就好象怀疑别人有传染病一样。所以，越是大家都懂科学卫生，反倒越不好意思分餐。相反，要表示大家都是“铁哥们”，都必须将所有的筷子都伸向同一菜盘，这样才“不分彼此”，才是“同吃一顿饭”。即使其中有人有传染病，大家也要做到“同年同月同日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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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烟酒茶

中国人按说是不该也不会吸烟的。吸烟并非祖传，吸烟并无好处，吸烟有害健康，另外吸烟形象也不好（国产影片中流氓特务无不吸烟）。然而它竟能被国人欣然接受，且屡禁不止，便一定有文化上的原因。

事实上，烟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交际。中国的传统的交际之物，有酒与茶。“茶交隐士，酒结豪侠”，但都不如烟。因为你总不能到晚拎着一瓶酒或一壶茶，逢人就倒吧？然而怀揣一包烟，当然便当得很。求人办事时，递上一支烟，只要对方也是烟民，往往都会接过去。因为人家请你吃饭至少也算得上是友好的表示。况且一支烟微不足道，收下不算受贿，拒绝又未免小题大做。但是东西再小，也是人情。只要对方接了烟，也算是领了人情，开了口子，搭了桥梁，下面的文章也就比较好做，至少不会碰得灰头灰脸。俗话说：拳头不打笑脸。面对人家递过来的烟，一般人也很难拉下脸来。

烟能帮我们交人，也能帮我们识人。比方说，吸烟者多半大度、豪爽，但也可能马虎、放荡；不吸烟者往往严谨、沉稳，但也可能拘谨、小器。吸烟者比不吸烟者好打交道。

如果说烟能打开局面，那么酒则能打破界限。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，讲究内外有别、亲疏有差、长幼有序、贵贱有等，如若逾越，便是“失礼”。现代社会平等多了，但年龄、资历、地位之类的差异总是存在的。也就是说，人与人之间总有界限、有隔阂的。能最有效地消除它们的，也就是酒。善于公关者以花言巧语强行劝酒，与会的饮酒者以“豪言壮语”自作多情时，酒会便空前热闹起来。有的叫添酒，有的低声唱小曲，有的换酒杯，有的换座位，总之就是一派“胡言乱语”。这时，所有的人，都既无宾主，亦无分贵贱，人人都是“酒神”，各个都是“醉鬼”，真真正正是人人平等。大家在一起喝酒，要的就是这种平等和融洽，亲密和热闹。

但也有很多人因为喝酒误事，所以，历史上自周公开始便开始发布禁酒令，但都成为了一纸空文。

中国人还喜欢喝茶。饮茶好处多多：茶能防癌，不象烟有害健康；茶能醒脑，不象酒多喝乱志。所以，历史上有戒烟戒酒的，却断乎不会有禁茶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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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服饰

有句老话，叫“人生在世，吃穿二字”。老话也不一定就对。人生在世岂能“吃穿二字”？但人活在世上，不能不吃，不能不穿，倒也是事实。

时尚问题

中国文化在传统上，是反对和厌恶“奇装异服”的。在许多中国人眼里，奇装异服简直就是坏人、流氓、色鬼和品行恶劣的人的代名词。改革开放以前，但凡正派人士和良家妇女，只要一见到身着奇装异服者，就像见到了麻风病人，避之惟恐不及。这种厌烦和反感，在历史上甚至曾经导致谋杀案的发生。比如郑文公杀其子子臧就是。事后有人评论说：“服之不衷，身之灾也。”一件奇装异服，竟招来杀身之祸，而舆论还认为是理所当然。

穿着奇装异服要遭人非议、厌恶，甚至嫉恨，穿着过时的服饰，用过时的方式装饰自己，则会遭人笑话。

既痛恨奇装异服，又害怕过时落伍，这可真是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，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，也和饮食的表现大相径庭。

说来也有趣，饮食和服饰虽然都为中国文化所看重，实际情况却似乎不大一样。饮食比较保守，服饰则比较新潮。饮食的变化可以说是最小最慢的。古人用筷子，今人也用筷子；古人吃米饭馒头，今人也吃米饭馒头；五千年前吃火锅，今人也吃火锅。无论食品原料、烹调方法、进餐方式、习惯口味，都基本保持“中国特色”，难得一变。当然，要说一点没变，也不是事实。不过，即使最爱吃麦当劳、肯得基的孩子，也不是天天吃。如果天天吃，还爱不爱，就难说了。再说，不吃西餐和洋快餐的毕竟还是大多数。所以有人认为，在西方文化不断传入，世界文化趋近认同的未来，饮食，可能是“中国特色”的最后一块阵地。

服饰的情况就不大一样了。如果说饮食是一位因循守旧的老先生，那么，服饰就像追新逐奇的小姑娘。中国的服饰，曾屡经变化。说得远一点，有赵武灵王的“胡服骑射”；说得近一点,则有辛亥革命以来的“逐年西化”。今日之服饰，不要说与千百年前大相径庭，便是与十多年前也大不相同。但不管怎样时尚化，总归是与国际接轨而不是和传统接轨。传统的服饰，大概只剩下了博物馆的意义了。

事实上，咱们这个最最痛恨奇装异服的国度，恰恰也是最最爱赶时髦的地方。许多外国名牌的畅销，就连外商也感到奇怪。他们无法理解，一个中国人竟会用数月的工资去换一件体面的包装布，“十六岁的花季”们也能潇洒地走进时装专卖店，用父母的血汗钱换取时髦。

服饰这东西原本就是穿给别人看的。如果没人看，穿得再漂亮也没有意思。爱美的女子一旦无人观赏，也就无心梳妆。这就叫“士为知己者用，女为悦己者容”。

既然穿衣打扮，原为让人观看，则每人的服饰，便必须依照对象而确定，不能随心所欲，别出心裁。完全不加修饰，固然粗野鄙俗，让人“看不起”。过于讲究修饰，又未免虚伪做作，让人“信不过”。

实际上，奇装异服之所以遭人物议，表面上看是因为不合“礼”，实际上是因为不合“群”。想想看吧：大家都穿这样的衣服，你却偏要穿那样的衣服，这不是存心要和大家过意不去吗？不是存心要让大家瞧不顺眼吗？不是公然不把大伙放在眼里吗？不是太狂妄、太自大、太目中无人、太自以为是了吗？难道都不爱美就你懂行？-----厌恶、反对奇装异服者大都是这种心理。

赶时髦情况又要复杂一点。中国人爱赶时髦吗？爱的。中国人承认自己爱赶时髦吗？不承认。所谓时髦，即“流行于时者”，没有一定的人数，就称不上“流行”。

时髦这玩意，不赶是不行的。不赶，就会过时。同样，太赶，也是不行的。因为是时髦，就不会是“老一套”，总是新鲜玩意，也就多少有些风险。

如果还没弄清它是否会流行于时，就匆匆忙忙赶了上去，结果无人响应，岂非成了奇装异服？这就不能不预留后路。办法则是宣布自己不赶时髦，甚或视赶时髦为可鄙。结果，赶时髦便成了贬义词。其实，中国人哪有不赶时髦的？想当年，搞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，一夜之间，全国到处都是黄军装、红袖章，那可真是中国历史最大的时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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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面子

面子是中国人的宝贝，它几乎主宰着中国人的一切。人际关系，要靠面子来处理和维系；社会生活，也要靠面子来决定和操作。什么人该请；什么人不该请；什么人该“再三邀请”，什么人不过随口说说，都一律取决于面子。请来以后，什么人该先入席，什么人该后入席；什么人该坐在首席，什么人只能“打横作陪”，甚至站在旁边，也一律取决于面子。被有面子的人请去吃饭固然是有面子，能把有面子的人请来吃饭也固然有面子。请客的人，为了给客人面子，明明是杯盘交错，水陆杂陈，也得说“没什么菜”。

被请的人，明明是口味不适，胃口不佳，也得连说好吃作大块朵颐状。当然，在这里,掌握“分寸”是极为重要的。——吃得太少，似乎怪罪主人招待不周，是不给主人面子；吃得太多，狼吞虎咽，又显得自己没教养，或没见过“世面”。总之，一应行动，均应以面子的得失为取舍，由面子来操纵和指挥。

如果被请之人的面子很大，却又未享受到应有的待遇，比方说，没有坐在上席，没有请他吃最好的东西，或没有让他先动筷子，那麻烦就大了。即便不当面翻脸，也会怀恨在心，找机会让你吃不了抖着走。

穿衣也是一样。衣服穿在身体的表面，当然是“面子”。一个人，如果穿不得体，是很没面子的。所以，中国人的服饰之道，就可以总结为三句话：重人前而轻人后，重外衣而轻内衣，重礼服而轻内服。

丢面子的人，轻一点的会“吃不开”，重一点的则要“掉脑袋”。比如项羽，历来百站百胜，但最后一战惨败，这就面子丢光，连家也回不了。他自己的说法，是“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无一人还，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见之”。古人要面子很实在，不像今人脸皮厚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“不好意思”便罢了，所以项羽终于自杀。项羽一自杀，就有很多人说他是英雄。为他唱赞歌，打抱不平；他又留下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的成语典故，也算是对历史文化有点贡献，可以名垂千古。反正项羽的面子终于争回来了，虽然是在死后。

可见，丧失面子，有时会比丧失生命还要可怕。失身的少女，落榜的少年，被俘的战士，还有其他那些“丢了面子”的人，往往竟会“寻短见”，道理也就在这里。

所以，中国人会“死要面子”。

一个人，尤其是先前曾经被人“看不起”，一旦有了“脸面”，便会迫不及待地想要给人“看”。当年，项羽灭了秦王朝时，尽管天下未定，强敌在前，还是心急火燎地要回老家去，道是富贵而不还乡，岂非穿着漂亮衣服在夜间行走？这也是人之常情。就连阿Q，进城做贼小小地“发”了一下，也要在未庄的酒店里“摆阔”，掏出钱来，“满把都是铜的银的”。难怪曹操要派雍州人张既出任雍州刺使，唐高祖李渊也要拜秦，州人姜谟为秦州刺使。

不过，这种要面子的办法，也未必高明。说不定老家的乡亲中会冒出一个愣头青来，当街喝道：这不是俺村上的红头阿三吗？他八岁时还尿炕呢！这就会大煞风景。更何况，大智若愚，大器晚成，真正有面子的人，用不着“摆谱”。相反，只有惟恐别人“看不起”的，才会架子端得十足，到处耀武扬威。所以，项羽军中有人听了楚霸王的那番高论以后，便讥笑说他是“沐猴而冠”。是啊，现如今你看那些牛逼烘烘的家伙们，是不是有一种大猕猴戴高帽子的感觉？

死要面子，可不是说说玩的。面子少说也比身体重要。因为身体受点损伤，不过是“皮肉之苦”；面子受了损失，那可是“心灵的创伤”。